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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以来，“绝对主义”始终是欧洲近代史叙事中的一个焦点看法。作为一种史学范式，它试图解释欧洲国家如何挣脱中世纪以封建贵族为主导的政治结构，进而走向现代国家形态。在这一叙事中，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往往被视为绝对王权的代表，也因此历来组成相关研究的重心。20世纪，法国史学界通过制度史研究不停充实这一范式的内涵。围绕路易十四的绝对王权，乔治·巴热（Georges Bagès）、罗兰·穆尼耶（Roland Mousnier）等法国学者强调行政权要体系在中央集权中的作用。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起，英美学界通过研究地方贵族有力地挑战了传统的绝对主义叙事。其研究讲明，国王在地方行政、财政与军事领域推行政令，往往依赖与地方权力网络之间连续的协商与谈判，绝对主义的“绝对性”由此受到质疑。进入21世纪，绝对主义问题在法国学界获得连续关注；其中一个尤为引人注目的趋势，是将研究时段前移至16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宗教战争时期，并将其视为绝对主义孕育的要害阶段。阿莱特·茹阿纳（Arlette Jouanna）在2007年出书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La Saint-Barthélemy. Les mystères d'un crime d'?tat）中，强调这场被她称为“国家罪行”的事件所具有的转折意义；而在2013年出书的《绝对权力：王权政治想象的降生》（le Pouvoir absolu: naissance de l’imaginaire politique de la royauté）一书中，她进一步指出，宗教战争时期的政治转型，与法理逻辑及底层世界观的深层变化密切相关。尼古拉·勒鲁（Nicolas Le Roux）尼古拉·勒鲁（Nicolas Le Roux）的《国王、宫廷与国家：从文艺再起到绝对王权》（Le roi, la cour, l’ ?tat, de la renaissance à l’absolutisme，后简称《国王、宫廷与国家》）同样出书于2013年。然而与偏重看法史路径的研究差异，勒鲁的孝敬在于将研究置于宫廷社会这一具体的空间当中，使绝对主义不再仅停留在想象与话语层面，而具有了更多的实践层面的内涵。全书分为三个部门，着眼于宫廷内外两个舞台：第一部门“宫廷政治”（les politiques de la cour）聚焦瓦卢瓦王朝末期的宫廷厘革；后两部门“寻求统一”（la quête de l’union）和“新的统治”（nouveaux règnes）则将叙事重心移向宫廷之外，就更宏观的历史叙事展开思考。勒鲁现任索邦大学近代史教授，其研究以法国宗教战争史为中心，尤以宫廷研究见长。近年，他先后担任法国大学近代史学者协会主席（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des l’histoirens modernistes des universités fran?aises）（2024）及罗兰·穆尼耶研究中心主任（Directeur du Centre de Rolan Mousnier）（2025）。2025年11月初，勒鲁应邀会见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首次与海内学界展开系统交流。革新开放以来，随着翻译与研究的推进，法国史学在中国的接受已取得显著进展：特别是年鉴学派的费弗尔、布罗代尔、勒高夫等历史学家，其结果已逐渐为海内学界所熟知。相比之下，对于尼古拉·勒鲁等子弟历史学家的研究结果，海内仍缺乏系统性的了解。本文正是希望借此契机，为勒鲁的《国王、宫廷与国家》作一书评，以期进一步泛起今世法国史学关于宗教战争与绝对主义问题的研究脉络。宫廷社会：绝对主义的空间如果要为绝对主义寻找一个空间上的源头，那么答案无疑是宫廷。宫廷是法兰西王国的政治中心。如罗兰·穆尼耶（Roland Mousnier）所说，近代法国社会有两条主要的上升通道：其一是“呵护人-附庸”体系；其二是“恩主-门客”体系。前一条通道，主要针对法官阶层、金融家、文人等非贵族阶层，利用其专业知识和才气为其呵护人服务；后一个则串联整个贵族社会，通过姻亲关系等手段建设从中央到地方的关系网络。宫廷位于两个体系的最顶端，将国王将最“亲近”的附庸、门客纳为廷臣。故而宫廷也是王国整合的枢纽。正是由于如此奇特的政治职位，宫廷研究成为理解法国绝对主义的传统路径之一。1969年，德国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在《宫廷社会》一书中，将宫廷视为一个由礼仪与仪式划定的表象空间（espace de représentation），通过驯化贵族行为形成了某种特殊的文化模式。埃利亚斯认为，绝对主义的形成并非依靠小我私家权威，而是借助宫廷社会的特殊文化机制才得以实现。《宫廷社会》中译本勒鲁与埃利亚斯均从宫廷的角度理解绝对主义。但二者描绘的宫廷存在重要区别。勒鲁博士论文的一段话可以对此加以说明：既有看法是，宫廷组成了现代国家中一种重要的社会形式。宫廷是一种权力工具，贵族与君主在宫廷中的往来组成了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然而相比之下，宫廷自己反而照旧一小我私家们知之甚少的领域。事实上，它总是看起来像一个静止的实体（une entité statique）。宫廷当中的制度、人员，和宫廷中的实践一样，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仍是政治和社会文化体系之外的不行名状之物。一个“静止的实体”，其所指正是埃利亚斯开创的传统路径。在这种视角下，研究者通常将宫廷视为一种结构稳定的社会模型；而宫廷研究，很洪流平上酿成了对这一社会模型内部结构的分析，而非对人及其行动的研究。在《宫廷社会》一书中，埃利亚斯意图用这种社会学要领取代强调个体的历史学要领；然而，这一视角虽然有助于揭示宫廷恒久稳定的结构，却难以解析越发细微的冲突与转折。事实上，埃利亚斯所谓的历史学要领，并不能代表其时最前沿的历史学研究。随着跨学科研究不停深化，历史学家获得了越发富厚的阐释工具。勒鲁的博导让·玛丽·孔斯当（Jean Marie Constant）教授在勒芒大学建设的“勒芒历史人类学实验室”（laboratoire d’Histoire Anthopologique du Mans），影响了诸如劳伦·波冈（Laurent Bourquin）等众多贵族史学者。勒鲁本人的宫廷研究也深受贵族史要领的影响。在2001年出书的《国王的恩宠》一书中，勒鲁重建了亨利三世时期的宫廷宠臣网络，是典型的贵族史研究要领。《国王、宫廷与国家》对于宫廷做出了更为综合的处置惩罚。总体而言，勒鲁描绘了一个处于变换中的宫廷。在文化实践层面，勒鲁虽然延续了埃利亚斯的框架，分析了宫廷中的礼仪规范、庆典和宗教运动。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是短时段的、具有现实目的的政治行为。例如在宫廷内举行外攀谈判之时，奢华的排场和赠礼能起到结交外国使节的作用，既是为了换取他们的服务，也是为了掩盖王室财政拮据的事实。另一方面，宫廷的变换体现在权力模式的转变上；它们通过深描的要领得以勾勒出来。勒鲁认为，法国绝对主义在宗教战争时期的宫廷厘革中应运而生；在宫廷社会当中，它体现为“君主凭借自己挑选少数大臣，并将诸权贵削弱到纯象征职位的统治方式。” 法国国王亨利三世这里的“转折”集中体现在亨利三世的宫廷革新当中，其对权力结构的影响通过“恩宠”这一看法得以泛起出来。勒鲁2001年出书的《国王的恩宠》一书提出了“恩宠经济”（l’économie de la faveur）的说法，意指国王控制恩宠分配，重塑臣属关系的战略。亨利三世的宫廷培养了一批特殊的宠臣群体，勒鲁称之为“倖臣”（les mignons）；他们唯独忠于国王，不属于任何其他贵族的门客网络，并由此组成一个关闭的“廷中之廷”（la cour dans la cour）。这一倖臣群体组成了亨利三世与查理九世宫廷的主要区别。勒鲁认为，这与两位国王的生长情况有关。查理九世年幼即位，母后凯瑟琳·德·美第奇摄政，不仅总揽朝政，更主导了国王社交圈的结构，完全占用了这位年幼国王的社交空间。相反，其时尚为安茹公爵的亨利，却乘隙建设起自己的亲密圈子。亨利三世即位后，新的君臣依附关系，通过一系列象征运动确定下来。亨利三世及其身边的新宠，组成了其时宫廷内新型宗教实践的主要加入者。倖臣群体的泛起，本质上反映了宗教战争时期王室失去了对王国恩宠体系的掌控。1559年签署《卡托-康布雷齐和约》以来，此前意大利战争的极重肩负让王室财政始终处于瓦解的边缘。由于来自王室的恩赐求过于供，众多附庸和门客便归附到吉斯、蒙莫朗西等权贵门下。当宗教内战发作之时，国王发现自己的权威难以唤起臣民的效忠，似乎空有国王头衔。也正是出于对恩宠控制权的竞争，亨利三世登位之后，很快改变了王室“赠礼”（le don）的方式：所有恩赐的请求者都应当提交书面文书（placets），由国务秘书接受，并由国王亲自启封。这一技术性的革新，意图强调恩宠直接来自君主本人，从而杜绝第三方僭越君主权威、截留臣民效忠的可能性。亨利三世的宫廷革新代表了一种绝对王权的看法；通过擢拔像埃佩尔农公爵（duc d’Epernon）这样的外省中层贵族，亨利三世证明了国王有能力自由决定一位廷臣的政治生涯。国王的恩宠能让一位中层贵族飞黄腾达，也可让他顷刻间跌入深渊，也自然有权力将任何一位权贵排除出宫廷这一政治中心。勒鲁认为，亨利三世饱受争议的变装运动，同样可以纳入这一权力逻辑。因为这一运动果真表达出了国王对社会品级和身份流动的垄断性权力，同将外省的年轻贵族塑造为公爵、贵卿如出一辙。在宗教战争的语境下，这种新的权力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推行王权意志、应对政治危机的手段。随着息争政策屡屡受挫，王室逐渐认识到一个忠诚的权力网络对于推行王权意志的重要性。勒鲁对绝对主义的界定，或许启发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亨利三世构建的、完全凭国王驱使的贵族权力网络，是否预示了17世纪的行政权要体系的某些基本特征。贵族宠臣和中央派官虽然在身份上有本质区别，但均肩负着推行王室政策、贯彻王权意志的角色。这种完全为国王拥有的权力体系，与查理九世、亨利二世、弗朗索瓦一世代表的文艺再起模式，组成了一种断裂。从这种角度来看，降生于宗教战争时期的绝对主义，并不仅仅是政治想象或话语的建构，同时也是一种切实付诸实践的集权诉求。弗朗索瓦一世延续与断裂：宗教战争的历史叙事如果仅从宫廷内部的厘革出发，勒鲁对绝对主义的阐释恐怕仍显不足。王权的统治从来不是单向度的命令执行，而是在多方博弈中推进的协商历程。因此一个不行回避的问题是，亨利三世在宫廷中开创的权力模式，是否起到了理想的效果？这种带有“绝对”诉求的新统治方式，是否获得社会的认可？勒鲁给出的答案是否认的。宫廷革新并未立即带来秩序，反而推动了政治局势的恶化。亨利三世试图通过奢侈的仪式庆典重申王国的和谐，但其政治寓意未能深入人心，反而在财政困难时期让民众切身感受到钱粮的加重。亨利三世的宗教实践，与其时社会的主流虔诚看法发生隔膜；在民众看来，国王的忏悔游行更像是假面演出，而非虔诚的象征。至于新近擢拔的倖臣，则因骤然受宠而成为舆论攻讦的焦点。在这一配景下，阻挡力量逐渐汇聚。围绕国王之弟阿朗松公爵弗朗索瓦形成的“怨愤派”，囊括了胡格诺派和部门温和派天主教徒，将矛头指向亨利三世重塑的权力秩序。在他们看来，亨利三世身边攀龙趋凤的倖臣蒙蔽君主，浪费无度，背离了传统上以身份与劳绩为基础的分配正义看法。在重重阻力之外，亨利三世及其新贵团体在应对政治危机时也多有疏漏。16世纪70年代以来，王室未能实时洞察公共舆论的强鼎力大举量，在宣传战中完全落入下风。面对天主教同盟的叛乱，亨利三世及其新贵的情报网运转失灵，导致国王在要害时刻陷入被动。总体而言，亨利三世的革新没能终结内战，反而导致了政治上愈发伶仃的局面。当1584年最后一位天主教王位继续人——阿朗松公爵去世，政治不满和宗教狂热配合开启了第八次内战（1585-1598），并最终导致了亨利三世的悲凉结局。由此观之，绝对主义远非一蹴而就；它仍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斗争历程。如何评价亨利三世，乃至其兄长查理九世及其母后凯瑟琳·德·美第奇，向来是宗教战争史叙事的一浩劫题。若以结果为导向，他们的努力并未取得乐成，甚反而背上了屠杀和阴谋的罪名。而类似的困境也存在于对叛乱贵族的评价中——后世该如何审视与权衡他们举兵反叛背后的庞大动因。时至今日，历史学家正致力于破除人物品评的固有偏见。正如勒鲁所说：“历史既无英雄，亦无暴君，人物的言行需要放到一个“想象”的系统中，解读其庞大性。正是借由想象的力量，个体方能理解、接受、塑造其感知的现实，为之狂热，不停回味。”社会的矛盾与张力，则可以通过“想象”的多元性来解读。勒鲁强调，在解读“荣誉”、“德性”这些评价性的看法时，需要接纳一种“国家微观史”（micro-histoire de l’?tat）的视角，密切关注政治社会现实与文化看法之间的互动关系。凯瑟琳·德·美第奇对这些人物和群体的理解，正随着相关研究的不停深化而逐步推进。仅就亨利三世而言，如今人们对这位国王评价的转变，或许要归功于勒鲁的导师孔斯当。在《吉斯家族》（Les Guises）一书中，孔斯当将亨利三世描述成一位颇具成就的革新家和一位博学广知的学者型国王。勒鲁的《国王、宫廷与国家》一书对亨利三世的塑造，显然也受到孔斯当的影响。对于勒鲁而言，宫廷内部新柏拉图主义的哲人王理想、塔西佗秘密政治的看法、宫廷学院孕育的新虔老实践，都在亨利三世身上得以具象化。最重要的是，它们配合组成了亨利三世宫廷革新背后的思想逻辑。因此我们能够明白，亨利三世遭受污名化，不能仅从道德层面进行解读；其本质上是由于新旧政治理念的断裂。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亨利三世时代蕴含的延续性；由这位国王开创的新宫廷模式，加之它带来的政治震荡，都未随着朝代更迭而中断。《国王、宫廷与国家》最重要的创新之一，在于淡化了传统叙事所强调的16世纪90年代的历史断裂性。王朝更迭未能消解因恩宠分配不均而滋生的政治张力。亨利四世在结束内战之后仍如履薄冰，维系着前天主教同盟势力、亨利三世旧部以及新教贵族等各派的脆弱平衡。苏利公爵（duc de Sully）、宠臣孔齐尼（Concini）等引发的嫉妒和不满，其性质与影响与亨利三世时期如出一辙；1610年后马延公爵（duc de Mayenne）的叛乱，延续着宗教战争时期贵族叛乱的模式。当摄政太后玛丽·德·美第奇权衡再三，不得不选择息争政策之时，如勒鲁所说，历史似乎在重演。勒鲁还认为，《南特敕令》作为宗教战争终点的意义应当受到质疑。波旁王朝初期依旧是一个“狂热时代”。天主教大贵族绝不掩饰对新教徒的敌意；新教贵族也在索米尔（Saumur）组织革新宗省份的防卫事情。教派对立依旧是权贵掀起反叛的理由。然而差异在于，都市拒绝再以宗教名义为叛乱贵族敞开大门，使得贵族在战争发动以及地方控制上力不从心。这代表了政治理性在社会上的一次要害胜利。而在这一脉络中，勒鲁赋予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遇刺事件高度的象征意义；这两场极端的弑君行为，迫使社会重新开始权衡政治效忠和宗教狂热的分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勒鲁认为，法国的绝对王权在两场弑君事件的危机中逐步获得其历史正当性。最后，本文希望以《国王、宫廷与国家》末尾的一段话作结：究竟谁才是宗教战争的行动者？是什么深层力量驱使他们做出选择？其动机究竟是处于对审判与解围的深切恐惧，照旧世俗的利益，旨在争取小我私家或家族的价值……然而，事实往往会对解释组成反抗，而男女行动者所作的选择，很少会发生他们原本被认为应当发生的结果。宗教战争时期繁杂的政治行动、极端的宗教热忱、相互攻讦的政治看法，恒久以来让试图梳理这段历史脉络的历史学家感应头疼。勒鲁独辟蹊径，从宫廷出发泛起了一场差异的宗教战争图景。它让我们透过时人的道德评判，看到国王、贵族等历史行动者究竟为何而争，为何而狂热。吊诡之处在于，“绝对主义”经常令人想起路易十四时代的强盛，却恰恰降生于王权最为单薄的时刻。它如同一剂苦药，国王不得不将它饮下，以平息内战和叛乱；最终，亨利三世成为后世口中的暴君，而亨利四世被认为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绝对主义却是二位君主一致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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