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名相排行榜上,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这四小我私家稳稳占据前四把交椅。房杜二人辅佐李世民打造贞观之治,那是开国创业的硬功夫。可姚崇和宋璟呢?姚崇在开元年间只当了四年宰相就引咎告退,宋璟干了不到八年也被罢相。两个收场都不算体面的人,凭啥能和房杜平起平坐?
答案藏在一个女人身上——武则天。
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天子,在世的时候折腾了半个世纪,死后给大唐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李隆基接手的时候,这摊子烂到什么水平呢?权要系统臃肿得像注水猪肉,买官卖官明码标价;国库空得能跑马,贵族们却挥金如土;老黎民活不下去,三五成群上山当土匪;司法系统没规则可言,谁落到谁手里都得脱层皮。李隆基能怎么办?他需要一个能填坑的人,而且得是妙手。姚崇和宋璟,就是被选中填坑的那两小我私家。
武则天挖的坑到底有多深
咱们得先搞清楚,武则天这半个世纪都干了些什么。
她上台后,为了牢固自己的职位,重用了一大批酷吏——周兴、来俊臣这帮人。这些人干的事说白了就是“罗织罪名”,你今天在家吃个饭,明天就有人告你谋反。审案子不用证据,刑具往那一摆,不想认也得认。史书上纪录,其时“内外官员无复敢言者”,谁都不敢说真话,因为说了就可能被扣上“谋反”的帽子。
更要命的是,武则天晚年为了笼络人心,开始大搞“斜封官”。什么叫斜封官?就是天子或者公主写个条子,斜着封一下,交给中书,说“给这人部署个官”。杀猪的、卖酒的,只要肯花钱,三十万就能买个五品官。这些买官的人哪会治理国家?他们只想把花的钱加倍捞回来。结果就是,朝廷里乌泱泱全是混饭吃的,真正干活的没几个。
李隆基上台后,对这些“斜封官”进行了一次清查。结果呢?光淘汰的就几千人。想想看,一个国家的权要系统里塞了几千个靠花钱买进来的闲人,这国家能好得了吗?
除了这些,武则天还给大唐留下了另一个更隐蔽的坑——思想上的坑。她恒久重用酷吏、推崇释教,让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轻易心态。官员们不敢做事,怕惹事;黎民们不敢反抗,逆来顺受。这种“恐惧惯性”,比任何制度上的问题都更难根除。
姚崇的第一次亮相:敢在武则天面前说真话的人
要说姚崇这小我私家,其实他也是武则天一手提拔起来的。武则天看人确实有一套,姚崇年轻时就因为看法独到被她看中,一路提拔到兵部侍郎、宰相。
但姚崇这小我私家有个特点——他不怕冒监犯,哪怕冒犯的是提拔他的武则天。
武则天当政时,周兴、来俊臣这帮酷吏罗织了无数冤案,满朝文武敢怒不敢言。武则天厥后可能也觉得这事干得不隧道,有一天在朝堂上装模作样地问大臣们:“我听说以前周兴他们审案时,许多人被判了谋反。现在他俩死了,怎么没人谋反了?这是咋回事。俊
这问题问得够阴险。大臣们心里明白——那些所谓的“谋反”都是冤案,但谁敢说出来?说出来就即是在骂武则天滥杀无辜。所以各人都低头不语。
只有姚崇站出来了。
他说:“这些年被密告谋反而家破人亡的大臣,都是因为遭受严刑拷打才被迫认可的。那些密告者为了功名利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即便陛下派侍臣去重审,他们也不敢替别人翻案,因为畏惧下一个被构陷的就是自己。现在周兴、来俊臣已经被正法,我敢以一家老小百口人的性命做担保,内外官员没有人会谋反。”
这番话高明在哪儿?高明在它既说了真话,又给了武则天台阶下——把所有罪过都推给酷吏,说天子你也是被蒙蔽的。武则天听完不光没生气,反而赏了他一千两银子。
这件事说明姚崇是个有继续的人,也说明他是个会说话的人。在那个年代,光有继续活不下去,光会说话那是滑头。姚崇把两者结合起来了,这才是他能活到李隆基时代的要害。
姚崇的十件事:把武则天的坑一条条列出来
公元713年,李隆基干掉了姑姑太平公主,终于坐稳了皇位。这时候他需要一个能帮他收拾烂摊子的人,他想到了姚崇。
其时姚崇在同州当刺史,李隆基把他召到新丰(今陕西临潼)的阅兵现场。君臣二人聊了很久,李隆基就地拍板:“卿应应当宰相来辅佐朕。”
姚崇没有立刻谢恩,而是说:“我有十条建议,陛下如果能接纳,我就当这个宰相;如果不能,我请辞。”
这十条建议,厥后被称为“姚崇十事”。咱们来看几条:
第一,“垂拱以来,以峻法绳天下”——武则天以来,朝廷用严刑峻法治理天下,陛下能不能改用仁政?
第二,“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復之悔”——朝廷在边疆用兵遭遇失败,却始终不愿吸取教训,陛下能不能不再贪图边功?
第三,“比来壬佞冒触宪纲,皆得以宠自解”——天子的宠臣犯了法,总是靠天子的宠信逃脱制裁,陛下能不能依法惩处这些人?
第四,“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武则天时阉人开始干政,陛下能不能禁止阉人干预政事?
第五,“戚里孝敬以自媚于上”——皇亲国戚在钱粮之外还搜刮民脂民膏献给天子,陛下能不能拒绝这些献媚?
第八,“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嘴”——这两位大臣因进谏开罪,言官今后不敢说话,陛下能不能广开言路?
每一条都是在填武则天挖的坑。李隆基听完,斩钉截铁地说了四个字:“朕能行之。”
有了天子的支持,姚崇放手大干。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裁撤那些“斜封官”。几千个靠关系进来的官员,该免的免,该退的退。朝中马上清静了不少。他还带头过苦日子,自己连屋子都没有,借住在罔极寺里。堂堂一国宰相,连套房产都买不起,这不是因为他穷,而是因为他觉得老黎民太苦了,自己住大屋子心里过意不去。
姚崇填的最大的坑:灭蝗事件
如果说裁撤冗官是治标,那姚崇在开元四年干的这件事,就是真正的治本了。
那年山东闹蝗灾,铺天盖地的蝗虫把庄稼啃得精光。按说这种事,朝廷应该赶忙组织灭蝗。但问题来了——武则天时代留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杀生有罪,会遭报应。
所以老黎民不光不灭蝗,反而跪在地上烧香磕头,求蝗虫赶忙飞走。怙恃官呢?也不敢动。汴州刺史倪若水振振有词地说:“蝗是天灾,自宜修德。”意思是用道德作用蝗虫,让它们自己走。
姚崇一听就火了。他直接怼回去:“你个缺德玩意跟我们谈‘德’是吧?蝗灾降临在你的治下,是不是说明你无德?你要是坐看蝗虫把粮食都吃了,后面饿死人你卖力吗?”
这话骂得够狠,倪若水只好硬着头皮组织灭蝗。姚崇给出的要领很科学:蝗虫爱扑火,晚上架起火堆,边烧边埋。灭蝗的效果立竿见影,当年山东就保住了收成。
但这事没那么容易。朝中另有一群大臣,包罗宰相卢怀慎,都在那叨叨:“蝗虫是天灾,非人力所能除。况且杀虫太多,有伤天和。”
姚崇再次怼回去:“古有蝗灾时如果啥都不管,最后就是草木俱,牛马啖毛,人相食。现在山东蝗灾已经让河北河南没有储粮了,要是放任不管就是流民各处,关乎国家安危!”
他还当着李隆基的面拍了胸脯:“这事交给我就行了,搞不定您免我的职。搞好了,劳绩是您的;搞欠好,拿我是问。”
李隆基这才彻底放心,全力支持灭蝗。一场可能导致大饥荒的灾难,就这样被姚崇硬生生扛已往了。史书纪录“时无饥馑,天下赖矣”。
姚崇的另一面:精明到骨子里的老狐狸
姚崇这小我私家,不光有继续、有魄力,另有一个特点——精明。在那个年代,不精明的官员基础活不到退休。
神龙政变后,武则天被迫退位,满朝大臣都在庆贺李唐复辟,只有姚崇一小我私家站在角落里哭。张柬之看了都替他着急:“今天是哭泣的日子吗?我看左右要大祸临头了。”
姚崇说:“我侍奉则天天子多年,现在突然离别,由衷感应伤心。昨日诸位诛杀凶逆,是臣子原来应该做的,岂敢言功;我为旧主悲泣,亦是臣子应有的节操。如果因此开罪,也是心甘情愿。”
这话说得漂亮吧?结果呢?唐中宗觉得这人不懂事,把他贬出京城。可这恰恰救了姚崇一命。因为没过多久,武三思就开始清算政变元勋,张柬之等人全被杀光,唯独姚崇因为早就被贬,逃过一劫。
这种事在姚崇身上不止一次发生。他很清楚什么时候该往前冲,什么时候该往后缩。厥后他当了宰相,政敌张说整天在天子面前说他的坏话。姚崇知道硬碰硬不行,就找了个时机,在天子面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张说和岐王走得很近。”
就这一句话,张说就被罢相了。因为李隆基自己就是靠政变上台的,最怕的就是亲王和大臣勾通。姚崇这招叫“借刀杀人”,高明到不留痕迹。
但也正是因为他太过精明,在管教儿子这件事上栽了跟头。他的两个儿子随处结交权贵、收受行贿,姚崇的亲信赵诲也被人举报受贿。李隆基亲自判了赵诲死刑,姚崇出头求情,结果惹恼了天子。加上两个儿子继续在外面作威作福,姚崇在开元四年被迫辞去了宰相职务。
宋璟接棒:守规则的人不怕冒犯天子
姚崇告退之前,向李隆基推荐了一小我私家——宋璟。
宋璟这小我私家,和姚崇完全是两种气势派头。姚崇擅长“变”,遇事灵活处置惩罚,因时制宜;宋璟擅长“守”,凡事讲规则、讲原则,一丝不苟。
他上任之前,在广州当都督。李隆基派阉人杨思勖去接他,结果两个多月的路程,宋璟愣是没跟杨思勖说过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朝廷有“外臣不得结交内臣”的执法。杨思勖可是李隆基身边仅次于高力士的大红人,换别人早就投合上了,宋璟却因为一条执法,硬是不搭理他。
这事传回长安,李隆基叹息了半天。有这样守规则的人当宰相,另有什么不放心的?
但守规则的人,往往让天子很头疼。李隆基的岳父王仁皎死了,儿子王守一上表请求给父亲修一座高五丈一的大坟。按规则,最高不能凌驾三丈。李隆基觉得这是自家事,想破个例,就颔首同意了。
宋璟不干。他把这事拦下来,说按祖制不能这么干。李隆基劈面求情,宋璟摆着一张臭脸,就三个字:“不允许。”
李隆基一脸尴尬,最后只能对宋璟说:“爱卿能坚守典章礼仪,来成就朕的美德,朕心甚慰。赏赐帛四百匹。”——岳父的大坟没修成,还得赏赐宋璟,这宰相当得够让天子憋屈的。
宋璟干的事还不止这些。他当了宰相后,把“斜封官”制度彻底破除了,几千个靠关系进来的官员被清退。他还向各地下令,禁止立“遗爱碑”——就是那种歌功颂德的石碑,说这工具虚头巴脑,没什么用。怙恃官员每年进京送的土特产,他也下令一律退回,不许收。
这些事干下来,冒犯的人能少吗?但宋璟不在乎。他心里有杆秤,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应做的。史书上说他“居官鲠正、守法持正”,这话一点不假。
姚崇和宋璟为什么能并列四台甫相
姚崇只当了四年宰相,宋璟不到八年就被罢相。论在位时间,他们比不上房玄龄的二十二年;论结局,他们也不算体面。可后人偏偏把他们和房杜并列,为什么?
《新唐书》里有一段话总结得很到位:“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整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差异,同归于治。”
姚崇和宋璟最大的孝敬,不是在位期间干了几多事,而是他们联手把武则天留下的大坑给填平了。
武则天时代,政界糜烂、吏治松弛、人心惶遽、法度废弛。姚崇用他的“变”——灵活的应对、果敢的决断,迅速扭转了局面;宋璟用他的“守”——严格的原则、朴直的作风,把新规则立了起来。一“变”一“守”,正好把武则天留下的那个千疮百孔的大唐,从重症监护室里抢救了回来。
《资治通鉴》里司马光评价:“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这话放在今天看,依然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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